忆彭老

2020-11-27 14:42  阅读 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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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彭 老
宋家宏
彭荆风老师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按理说,他已近九旬高龄,安祥地离去,似乎不会让我们感到太突然。可是得知彭老走的消息,我还是深深地感到突然,以至打电话向彭鸽子求证时,仍然不愿意相信;以至内心的悲伤让我一直写不出任何文字,又真切地感到必须以文字的方式表达一点心意,只好截取了一段书稿中的文字发在公众号上。媒体采访我时,都告诉他们去看我的公众号文章。
在吊唁大厅里看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彭老,又看投影屏幕上彭老的身影,听着他的声音,我的内心只承认投影上的彭老,他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在鲜花丛中只是睡着了。过些日子去他家拜访,彭老师仍然会笑眯眯地接待我。年初我去看望彭老时,他还说等身体再恢复一段时间,他还要去游泳,他居住的小区里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彭老每周游泳两三次,已经坚持数十年,直到前年住院。
与彭荆风老师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春天,我刚从北师大毕业回到云南,等待分配。昆明正开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李乔老师带我们到会场上去,说让我们去认识云南文学界的人。在乔公的牵引下,我和黄玲一起见到了彭老师。他正被一大群人围着,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脸的严肃。身着军装的彭荆风老师,儒雅之中透露出威严,个子不高,气场却很强大,往那儿一站,自然形成了中心。语言干净利落,目光锐利逼人。乔公热情地向他介绍黄玲和我:“俩人都是刚从北京回来的大学毕业生。”彭老师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问:“搞创作还是评论?”我的回答至今想起来竟是茫然失措,因为还没什么成绩。之后彭老师也就没对我们说什么了,显得有些冷。我事后与黄玲说:“这彭老师挺傲气的,不像李乔老师。”黄玲说:“他凭什么对你热情似火呢?”想想也是,他对你是哪儿毕业的并不在意,他只在意你有没有文学上的成绩。
之后我被分配回滇东北昭通,与昆明的文学界往来不多,与彭老师也就没再见过了。断断续续地从报刊上见到他的一些作品。九十年代后我开始进入云南文学评论,与彭老师再度相逢却是因为一次争论。
云南文学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相当一些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是从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开始的。这些汉族作家写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全国以至世界的读者,让读者了解了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而且逐渐地引导、培养出了一批本民族的作家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起步阶段的作品往往思想与艺术水平都难以与汉族作家相媲美。因此,一度时间里,流行一个看法,认为异民族作家可以比本民族作家更了解这个民族。我对此不予认同。我认为只有本民族作家才能真正进入他们自己民族的内心世界,异民族作家毕竟是隔岸观火。两个人之间都不可能完全相知,更何况两个民族。彭老师大量作品写的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他还是第一个进入佤族村寨的中国作家,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他认为只要扎实地深入生活,汉族作家也可以比少数民族作家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民族,他在文章里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认为目前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写得更好,不是因为他们比少数民族更了解这个民族,而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与艺术水平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达到应有的高度后,他们自然会比汉族作家写得更好,并且这些年已经有一些作品证明了这一事实。
我在一些场合和文章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喜欢煽风点火的人在彭老师那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总之引向了“宋家宏在攻击彭荆风”。此时我已经调到玉溪,参加一个与文学相关的会,听说彭老师也来了。告诉我的人却说:“彭荆风老师在那边骂你呢!” 我心里一惊,何故?下午,黄尧老师见到我,说:“你没见过彭荆风老师吧?”我说:“好多年没见了。”“我带你去见见他。”“听说他在骂我?”“谁说的?可恶!你们可能观点不同,彭老师只是说说他的观点,并没有骂你。”我一笑。黄尧老师接着说:“你去和他聊聊。我已经和他说了,宋家宏有自己的看法,人家不是针对你,更没有攻击你。”在黄尧老师的引领下,我去见彭老师。没想到彭老师一见到我,马上站起来,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拉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我这几年发的那些文章他都看了。我心里莫名地感动,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人,这么有声望的作家说,你的文章他都看过,能不感动吗?我们自然地说到了对那个问题不同的观点。彭老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却说:深藏于山中隐秘的山泉水,只有深居庐山里的人自己知道,山外的人只看到“远近高低各不同。”争了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彭老师一直用他那从容不迫的语气说话,旁征博引,态度却是温和的。我这个人性子急,说着说着音量就上去了,可能显得过于年轻气盛。事后黄玲责怪我:“人家彭老师是长辈,你怎么一点事都不懂!”今天忆起这段往事,心里还很不好受。彭老,我从没向您道过歉,今天再也没法向您道歉了!
开饭时,彭老师又拉起我的手,一起走。我看到向我传话的那几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与彭老师一起手牵手走进餐厅。
彭老批评过不少人,也得罪过一些人,但他常常是对事不对人。许多时候其实是基于他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持,而无人际是非的恶意。只不过他的批评方式往往直率、尖锐,有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打上他所经历的时代烙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批评方式,彭老师深受其害,但却不可能不在他们的思维方式、批评方式中受其影响,这是历史给予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印迹。有的人和事,若有沟通,他理解了你,也就过去了。他对海男小说《我和我的情人们》的批评,曾经构成90年代文坛的一个事件。语言之犀利、尖锐,没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人是很难接受的。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海男显示出了她的境界与雅量。海男是一位深受现代主义文学薰染的作家,在写这部作品时,女权主义思想也很明显。彭荆风老师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上他并不拒绝其他创作方法,但是在创作方法的核心理念上,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他一贯的主张,从未改变,他对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并未接受,对女权主义可能了解也不多。从现实主义这个角度出发,海男这部小说从标题到内容都是他不能接受的。风波过去许久,黄玲完成了《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一书,其中有评论海男的篇章。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冯咏祺、刘琦等老作家都说,读了黄玲的这本书,对海男的作品有所理解了。彭老师也出席了这本书的研讨会,他的发言没有涉及到海男作品的评价。又过了些日子,黄玲的另一本书《妖娆异类——海男评传》出版,《我和我的情人们》是列专章分析的,自然对那场争论有一定涉及。我们到彭老家去看望他时,彭老自己说起了海男,他对黄玲说:“你这样来分析海男,很好!海男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边疆文学》有一年曾把刊物的大奖同时给了彭荆风老师和海男,当我们看到海男挽着彭老的手臂走上领奖台时,内心异常高兴。俩人都是对文学极为虔诚的作家,他们不是所谓冤家对头,他们的境界是一般以文学为世俗功利敲门砖的人无法理解的。文学观念的不同,可能会对对方进行激烈的批评,但并不防碍他们对彼此的尊重,更不会影响他们共同的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对文学价值的认可。我从中看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良好生态,直言不讳的批评正是我们今天缺乏的;而作家的雅量更为难得;批评家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作家与作家之间建构起沟通的桥梁,正是批评家的责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正是这样的吗?

彭老对青年作家的关心与提携,是云南文坛的一道风景线,相信许多中青年作家都在内心存有一份彭老帮助、鼓励自己的温馨记录。发现文学新人,热情地给予支持和鼓励,是彭老经常做的事。我发表了文章,有时候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彭老就先看到了。早先是他亲自打电话来,说上几句。后来是让彭鸽子打电话来。到他家去拜访,常说的话题也是最近发表的作品。让你惊叹他对云南文学界新作的熟悉超过了许多人,不仅知道已成名的作家有什么好作品发表,连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他也不会忘记。我还记得彭老说起他在火车上给基默热阔、给岳丁修改作品,推荐发表的事,对基默热阔后来离开了文学创作很是伤心。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出现,让彭老非常兴奋,她的才华当时在佤族作家中无人能及,彭老对她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董秀英后来另有选择,彭老师对她的选择概然长叹,在文章中在会议上都给予过极为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基于彭老师对佤族的一份深情厚意,对佤族文学发展的热切希望。他对佤族的历史与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他认为董秀英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推动自己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份责任。董秀英后来英年早逝,彭老师深感悲痛,多年后说起来还很伤感。
彭老自己对文学创作始终不渝,从1946年发表作品直至去世,七十余年的创作历程,文学已经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方式,文学已经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哪怕处于最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忘却文学。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直至“文革”,彭荆风老师历经磨难,他在暴风雨中沉浮。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下到300多米深的矿井挖煤,还被投入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可是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之中,他都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思考与创作积累。他的文学梦时断时续,支离破碎。在劳改的煤矿,他用那些发给犯人写反省和交待的纸,裁成巴掌大小,装在身上,悄悄用来写作。一天三五百字,前后一年多,终于写成了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断肠草》初稿。边写还要边隐藏起来,唯恐被搜去毁掉。是文学创作的精神之光照耀着他生命的航船,在颠簸的大海上艰难前行。他对文学的执着、坚韧与忠诚令人感佩!
七十余年的创作历程,彭老写下了近千万字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散文、人物传记、纪实文学、电影剧本、文学评论。文学史中有他的篇章,中学教材里有他的作品,重要奖项里有他的名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到新世纪以来,他经历了从“恋歌”到“史诗”的创作历程。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改编为电影《芦笙恋歌》,成为他五十年代创作的代表作;新时期到来,彭荆风老师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驿路梨花》代表了八十年代彭老创作的某一方面,他还有更为丰富的创作,这是他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尤为可贵的是,岁月的流逝并未使他的创作减缓,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作品越写越厚重。九十年代后彭老把创作的精力投入到长篇纪实文学的写作,《解放大西南》、《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等都是历经数年,长达数十万字的宏篇巨制。在八十余岁的高龄还不断推出具有“史诗性”精神品质的长篇巨著,这在当今中国文坛,绝无仅有。我们一方面感叹彭老长盛不衰的创作活力,读罢作品又深深地感到,这样扎实的纪实文学似乎又只有他才能写出。彭荆风像一颗苍翠的松柏,经历了战争的硝烟,社会风云的激变,傲然挺立于云南高原,深深植根于边疆沃土,承接着雨露阳光,始终如一地将其枝条伸展向文学理想的天空,成为一颗坚强的生命之松,茂盛的文学之松。翻开彭老的作品,你就可以看到云南边疆曲折发展,艰苦奋进的历史画卷。
始终不渝坚持文学理想,年近九旬仍然能推出长篇巨制,仅此,彭老就令人敬佩!去世前他刚刚修改完一部关于佤族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这些年他手上总有几部大部头在轮番创作和修改中,我知道的还有一部数十余万字的《长风几万里——文学70年》,这是他的文学自传;还有一部关于边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创作与修改之中。《旌旗万里》完成之后,彭老曾与我说:“今后要写小说了,写纪实文学太累!写小说很愉快。”以他的方式写纪实文学怎能不累?一部十三万字的《滇缅铁路祭》花了五年功夫,翻山越岭去采访、踏勘,走访了一百多人,还要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是可以当作“信史”来读的。前些年,彭老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的间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阴阳有隔》,他说“是当作休息来写的”,发表后却迅速引起反响,《新华文摘》和其他一些报刊迅速转载了。
去年,我萌生了写《从“恋歌”到“史诗”——彭荆风创作论》的想法,我知道写作这样一本评论著作,必然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彭老近千万字的作品要读,相关的背景资料要重新梳理。诸事繁多,加之我又是个动作很慢的人,没读过的作品不敢乱说。彭老对我评论的认可,也源于我是个“读完作品才说话的人,不是连作品都不读就说得天花乱坠的人”,这话他多次说过。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时,说:“慢慢写,慢功出细活。”本想在他九十大寿时把初稿作为寿礼,没想到彭老却驾鹤西去了!每念及此,内心极为沉重。

彭老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写作,下午往往是读书报。彭老爱游泳,他说他六十岁以前身体并不好,曾因冠心病发作倒在街上,医院抢救了九个小时才救过来。是游泳与有规律的生活,超然的心境给了他健康,给了他潜心创作的精力。我决心以彭老为榜样,也开始了游泳锻炼,每当天冷犹豫,心里就会想,彭老师那么高龄都还去游,你犹豫什么?
彭老晚年不再着军装,他的便装多为红色,整洁清爽,你感到他的内心像他的衣服一样充满火红的激情。八十多岁,步履并不蹒跚,依然健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春天我到他安宁的寓所去拜访,与彭老一起漫步在灿烂的樱花树下,雾一样的红色与彭老融为一体,粉红色的花瓣飘飘洒洒落在我们身上。远处是黛色的山脉,举目是碧蓝的晴空,微风习习中听彭老讲述往事与文学……
随着彭老的离去,这样的享受永不再来!
吊唁大厅里,《芦笙恋歌》的主题曲不断地回响,彭老安卧在鲜花丛中,我与雷平阳、刘广雄一起立在他的身旁,向彭老深深地三鞠躬。走到彭老的身后,泪眼模糊地向彭老望去,他是那样的安祥,可是再也不能笑眯眯地招呼我了!彭老,您就这样走了?您还有没改完的大作,我还有没写完的《彭荆风创作论》……
我的眼泪下来了,再次向着彭老深深地三鞠躬……

2018·8·30改毕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作协《作家通讯》2018年第11期
及云南作协《文学界》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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